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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三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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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历史早已在当权者的掩盖下,模糊不清了,毛主席的所谓罪行们,也不过是矮子的秀才们精心编造或剪接的话语。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贯穿文革始终,并自上而下传达的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才是文革的关键,真正政策层面的大方向。任何回避三面红旗的文革研究,都将不可避免的落入当权者的圈套,毕竟所有的语言证据都必须从当权者的牙缝里漏出,于是,你再真实的研究,也将变成没有合法论证的一家之言,不能构成对谎言的任何冲击。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实是三面红旗中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当权者最害怕的部分,他们只能以偷梁换柱的方式欺骗人民,他们将这个根本的原则,单单解说成一个“快”字,并以此将官僚集团所犯的罪行,全部栽赃到总路线头上。然而,历史的文献白纸黑字,不容狡辩。

早在1955年八月,毛主席明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 “从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如何实现工业化,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呢?毛主席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联盟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毛主席指出,“同农民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都很必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为了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而与农民的联盟则是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到国家来采购原料,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这两个联盟,与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主要的,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则是暂时的。这种联盟是落后国家所必须的。”针对党内同志的担心,毛主席进一步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主席还对这种改造进程做了如下难度评估:“以3到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反对急躁冒进。”对于这种社会主义改造的局限性,毛主席作出了进一步判断,这就是两个联盟与两个矛盾理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基础。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

二、大跃进:

在现在的官方舆论中,大跃进早变成臭不可闻的东西,因为他们将大跃进紧紧的绑上了三年灾害期间的悲剧,然而,头脑稍微正常的一定会问:如果大跃进仅仅是指那三年,为什么又会成为贯穿文革始终的三面红旗之一呢?

事实上,大跃进的含义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在初步完成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充分解放群众,全民动员,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技术革命。整个工业化、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研、农业水利建设、种子改良、化肥农机的推广,全部是大跃进的内容。从这一角度上说,大家就不难理解大跃进贯穿文革始终的原因了。但是毛主席的这一政策在党内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以刘邓系统为代表的官僚体系,倾向于简单化的自上而下运动,以陈云为代表的财经系统,也不愿承担责任,试图照搬苏联模式搞鸟笼经济。

早在1952年1月,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就发动了著名的三反运动,也就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这3条全部是针对党的队伍的,也是为了社会主义技术革命大跃进做的政治准备。在三反运动结束后的1953年1月,毛主席再一次部署了新的三反运动,也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2个月后,又开展了反“无多”运动,也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同时明确指出“反对在国营农场之外的农村制定所谓农业“计划”,提倡用价格政策等去指导农业生产。反对干涉农民。”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大跃进所做的组织准备。

针对陈云等人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实施自上而下的鸟笼经济问题,毛主席明确指出“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毛主席称赞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群众的许多发明,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毛主席积极鼓励农村合作社搞社办企业,发展农机化肥以及一般轻工业,充分挖掘地方积极性,成分解放工农群众,钻研生产技术,组织交流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人农民第一次自信的站在了生产科研的前沿,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与生产能手。这些土生土长的社办企业,也正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前生,这是毛主席时期,伟大的实践,对斯大林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

三、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问题比较复杂,正如毛主席在总路线的分析上说的,这是天然带缺陷的东西,但也是伟大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成功。今天的现实大家都能够看到,农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面前的困境,是多么的无奈。人民公社的复杂性,还在于他是农民自身的组织,有非常大的地域差异,在毛主席病重的76年,毛主席还做了三分天下的评估,也就是1/3是好的,1/3很糟糕,1/3不好不坏。

这里有一个插曲不得不说,在52年到53年之间,中共党内出现了严重的纷争,这就是以刘少奇及其亲信薄一波为代表的一派,放弃了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实行新的税收政策,客观维护了资产阶级利益,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进程。毛主席针对这样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终迫使刘少奇薄一波承认了错误,回到了社会主义经济总路线上来,但是,这个插曲并没有就此结束,刘少奇集团在犯此原则性错误后,表面上认了错,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迷信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瞎指挥,做各种表面文章,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严重干涉工农业生产,并最终以刮共产风的极端形式,制造了3年灾害期间的严重悲剧。针对刘少奇集团自上而下的盲目行为,引发了大量矛盾,在现实面前,刘少奇集团不是反思自己的错误,而进一步采取倒退的行为,掀起了解散合作社的风暴。

毛主席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要顶住党内压力,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进行到底。毛主席提出了两个相信的论断,要相信 “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要相信“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并阐明了合作社与工业化的内在联系,“合作社更好的为重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合作社将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比小农经济高的多的购买力”。“只有农业合作社,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只有农业合作社,工农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新联盟,否则就只能是动荡不定的联盟。”

另外一方面,毛主席又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与官僚主义做斗争,甚至,毛主席还以个人的名义给全国的生产小队长们发了一封公开信,号召他们根据实际,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实事求是的努力搞好生产。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农业十七条,给农民们以法理上的支持。

毛主席对人民公社的重视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如他在社会主义经济总路线中所描述一样,中国的经济政策实行的是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案,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过程。而从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真正过度的关键,却是政权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但是农民问题的存在,却是人民民主技术成熟性的巨大障碍,原始的农民很难确保牺牲自己利益来进行工业化,只有通过现代教育以及生产关系的改变,才能逐步将农民引入社会主义的轨道,而这个方法,在当时只能是合作化,也就是后来的人民公社。很多人抱怨说,毛主席虽然提倡四大自由,鼓励群众的组织与运动,却没有将人民民主制度化,是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忽视了当时的历史条件。

所幸的是,今天,一个新的意外出现了,那就是邓小平的倒行逆施,客观上造成了农民的全面破产,传统农业在农民中的地位,已经下降,换句话说,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进程,以血腥的方式被动的完成了,再换一句话将,真正的人民民主体制,在技术条件上,已经彻底的成熟了。这也许是我们这些废人唯一可以告慰主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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