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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的历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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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主义的秩序

2、  国家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客观需要

3、  党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载体

4、  党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5、  毛主席的权力源泉

6、  阶级先进性的谎言

7、  党与阶级的背离

8、  民主与自由

9、  国家资本主义跳跃的历史条件

10、         再造党国的历史过程

 

一、资本主义的秩序

人们通常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描述,来取代资本主义本身,这实在是一个可爱的笑话。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创造,他早已存在了数千年,资本主义的真正意义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统治地位,及其造成的巨大影响。

一切社会的核心都在于秩序,而不在什么自由民主的道德口号,资本主义也同样如此。之前一次次被扑杀,并不是因为封建主的顽固,而是因为资本主义还不足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新秩序。与人们预期的相反,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并不是那些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驱,而是那些腐朽反动的封建贵族士大夫们。在传统的剥削方式下,奴隶主或地主都要独自承担维护基本秩序的责任,但资本主义破天荒的实现了剥削人与秩序维护机器的分离,将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稳定的重任,全盘抛给了国家政权。在国家政权未能有效的寻找到这一压力的释放途径之前,传统统治者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扼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而是地理大发现引发的一个偶然过程。资本主义的奥秘就在于军国,在于战争。在战争中,以暴力的方式将外族强力压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底层,而通过殖民收益,来调和内部阶级矛盾,并将本民族底层捆绑进帝国的战车。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制造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超出民族国家军国争霸的旧历史,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从来就是一种虚幻,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从第三世界国家爆发,在打破资本主义军国之前,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难以成功的,最多不是是对资产阶级军国机器的一种牵制。

两次世界大战,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战争的结果,是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更是列强间的新的妥协,新的联盟,暴力独占式旧殖民体系瓦解了,共享式的新殖民体系诞生了。依靠金融与技术的双重垄断,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新的统治方式,当然这种统治依然需要军国的大棒,但军国已经退位为战略威慑武器。

资本主义的运作必然推动垄断的进程,从实业垄断只到金融垄断,最终将实业边缘化,进而将技术革命的步伐严密的控制在寡头们的日程表上,变成扼杀技术革命的利器。实业的边缘化,将大大压缩产业工人的规模,以服务业膨胀的方式,制造一个新的社会等级秩序。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反,服务业超出工业产出,并不是什么可喜的进步,而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残酷的新等级秩序。制造穷人,并将穷人驱赶到服务业,就是寡头们追求的国内秩序,而破坏第三世界的工业能力,掠夺能源与廉价劳力就是寡头们追求的国际秩序。

二、家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客观需要

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核心国家与落后国家,却完全是两个天地。落后国家的工业落后,正是核心国家掠夺资源的根本所在,落后国家的贫困,正是核心国家掠夺廉价劳动力的根本所在。传统的启蒙知识分子以为只要照搬核心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追随核心国家的脚步,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笑话,这个笑话除了为知识分子们制造出神圣的饭碗外,别无任何意义。

与核心国家相同的是,政府必须为秩序的稳定买单,与核心国家不同的是,政府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调和阶级矛盾,与核心国家更不同的是,落后国家没有可以推动技术革命的载体。不能有效缓和阶级矛盾,政府就不得不依赖核心国家先进军火的供给甚至更直接的军事保护,没有技术革命的载体,统治集团就只能用底层劳工的血泪以及有限的资源,去换取融入核心国家伟大物质文明的契机。政治独立光环下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政权,比旧的殖民政权更加的高效而安全。二战后的历史,与其说是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政治隔离运动。

冲破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封锁的法门无非两条,一是军国基础上民族扩张战争,一是政府承担起利益调节以及技术革命的重担,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事实上,军国的战争能力同样必须依赖国家资本主义的努力,所以这两个法门说到最后,就只有国家资本主义一条道路。

二战以后,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成果自不必说,单说日本的恢复,也完全依赖与军国时期大型企业与国家的紧密联系,日本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的高度协调甚至计划,金融上的腐败式倾斜,其实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韩国的工业化更是与独裁政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当然,台湾是另外一种形态,是在国民党政权对大陆的全面掠夺背景下制造的瞬间资本过剩畸形形态,不具备普遍意义。当然韩国与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能够维持,还与民族文化传统相关,也就是他们的统治者对底层民主还抱有一种封建士大夫的责任意识,其作用就如同苏联式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总之,不管是依赖什么意识形态来维持,国家资本主义都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赶超的必然选择。

三、党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载体

韩国日本的封建士大夫意识是一个可遇不可求,并不可复制的历史契机,其必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消逝,日本已经进入核心国家的行列,而韩国则又被打回原形,这是历史给予他们的独特机遇,再也不会重现。

真正能够重现的,也只有党国。党国的特别不在于其他,正在于其特有的意识形态。上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也仅仅是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凝聚了党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意志。但是这种凝聚只能是一剂强行针,他必将被党国自身的逻辑所摧毁。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过渡形态,他与党国的意志共存亡,如果他不能在党国意志凝聚的历史瞬间完成升华,那么他就只能被打回原形。

国家资本主义从来不能成为立国之本,他只是一个强力的跳跃,是历史突破的冲动。他的命运有三条,一是被打回资本主义边缘国家的原形,一是完成技术革命,并蜕化为宪政共和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行列,一是升华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继续革命。

四、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党国固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载体,而维持这一载体的却只有脆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是党国是由活生生的人构成的,党国体制下的权力不断强化党国官员们背离意识形态的决心,每个人都希望权力最大化,而责任最小化,于是从官僚化再到独裁化,就成了党国早期不可避免的毒瘤。独裁化的党国又不能胜任技术革命以及工业化的重任,于是政治集中与经济分权就成了维持权力并推卸责任的首选,而经济的分权又进一步弱化了技术革命的能力以及工业化的计划性,摧毁那最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念,最终完成意识形态党国到纯粹的权力党国的蜕变。

意识形态党国的崩溃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崩溃。纯粹的权力党国继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成果,依赖对党国权位的争夺来获取分赃主导权,国家资本主义也随之演化为官僚资本主义。党国权位争夺的惨烈,迫使当权官僚推进私有化,来固化自身的利益,于是私有化进程有序的展开,官僚资本主义也逐步演化为私人资本主义,在私人资本主义完成的时刻,就是党国历史即将终结的时刻,宪政共和将进入历史的视野。

五、毛主席的权力源泉

在一般的认识中,毛主席一手缔造了党国,自然是以党国为基础展开其权力的,但事实上,毛主席恰恰是以反抗党国的领袖而出现的。毛主席反抗党国的权力来自哪里?来自于在农民革命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来自于带领人民重上井冈山的能力,来自于以上两个个暴力威胁下的党国集团的妥协。

中国革命的伟大,就在于他不是苏联的翻版,他是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伟大工业化,但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革命,他是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群众制服党国恶魔的伟大实践,他是有史以来被剥削劳工抗争的最高潮。中国革命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他是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治党救国的运动,也是将农民阶级引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农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性的前提。

文化革命首先是对党国的革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斗”、“批”来推动党国的“改”,是用无产阶级民主的手段,将党国拉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车。文化革命又是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扒掉知识分子的党国依赖这张皮,将他们推入普通劳动者的怀抱。文化革命更是对全体劳工的革命,促进他们克服皇民恐惧,勇敢的自我组织起来,向官老爷们说不。

毛主席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角色,一是对群众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一是与党国的谈判妥协者。毛主席不是神,而只是引导历史进程的探索者,革命的成败只能取经于劳工阶级意识的觉醒程度,在觉醒不够的时候,只能进行反复的妥协与斗争。

六、阶级先进性的谎言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但这一结论仅仅是在纯粹的封闭的资本主义模式下,个人充分自由的条件下的推论,并不是普遍的真理。

无产阶级个人并不会自然的产生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选择。无产阶级只会有自我组织的冲动,只会联合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对先进生产资料的接近,往往并不是其历史进步性的动力,而往往是对资产阶级幻想的来源。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纯粹的工联主义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的分裂,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抗拒。破产农民的威胁,更是会将这种自发的工联主义推向更反动的历史位置。

国家资本主义下的无产阶级比之传统无产阶级,在工联主义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发展的来源正是来自这个阶级先进性的谎言。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工联主义的幻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党国政权强化了他们的地位,而这种新的地位又进一步将他们保守化,甚至推向更反动的位置。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保守派组织对造反派恨下杀手,这不是简单的官僚利用所能解释的,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在这十多年的私有化进程中,城市无产阶级的这种传统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导致空前绝后的分赃大餐顺利无阻。

阶级的先进性从来不在于与先进科学技术的接近程度,阶级先进性永远只存在于革命彻底性中,只有那些被压迫最沉重,最没有幻想空间的阶级,才能保持先进性的可能。时至今日,破产的农民才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才抛弃了与党国的暧昧,他们是等待被解放的最后一波,他们拯救了自己,就拯救了全人类。无产阶级化的农民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真正先进的阶级。

七、党与阶级的背离

党以意识形态而立,没有意识形态的党,最多不过是一犯罪集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对无产阶级利益在政治上的高度抽象,有抽象就有扭曲,就更不要说党员们理解的千差万别以及夹杂着的有意无意的私货了。党的政治正确与否,在无产阶级融入政治之前,都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头脑风暴罢了。各式各样的党不过是水中的尘埃,在无产阶级的热火充分燃烧的时刻,才有可能升华为沸腾的种子,而在这之前,他们再活跃,也依然是无足轻重的尘埃。一切以党的觉悟程度以及力量强弱来判断革命可能的判断,都是荒诞不经的笑话。党乃至泛泛的左翼知识分子,都不过是在等待历史的拯救,而在拯救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们却往往充满恐惧的诅咒着革命的破坏,忧心着理想秩序的背离,他们或者隐居山林里发着空乏的牢骚,也或者拿起枪炮加入屠杀革命的行列。是否心甘情愿的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烈火的考验,是否心甘情愿接受无产阶级大众的挑选,是否可以放弃自己心头的虚妄,这是成为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关键,而之前政治的冲动,良心的召唤,使命的意识,都不过是一种极其原始的本能罢了。伟大还是愚昧,都不过是一时的虚幻,只有那无数鲜活的个体,才构成生命的意义。

    阶级选择并不代表政治正确,但阶级选择却总能最终修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党的选择也许代表着政治正确,但党的选择却一定会走向政治错误,领袖的伟大与党的民主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党永远只能是一时之宜,党的归属只能是小人的结合,君子之结党犹如君子之用权,不可不谨慎,君子之于党,当自结党之日起,既思亡党之途径。

    毛主席与刘邓的分歧就正在于此,毛主席以群众运动来救党,而刘邓却要以党来“改造”群众,毛主席争取工农群众的四大自由乃至罢工权利,刘邓要以51天白色恐怖来让群众绝对服从,毛主席要学习工农群众自发的创造力,刘邓要搞中央一统的鸟笼经济,等等等等,革命与反革命,早已不再取决于个人的道德情感,而直接取决与你在党与阶级之间的选择,你到底信任谁?

一个真正革命的党,并不在于其信奉什么意识形态,并不在于其有多少理论大师,也并不在于其有多么伟大的道德情怀,而在于其是否能够推动劳工大众的自我组织,在于其是否能够促进并维护劳工大众的政治经济自由,而这个革命政党的能力则完全取经于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致程度。意识形态的信仰,如果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大众在充分自由后自然选择的话,那么这种信仰就绝对称不上科学,无任其戴着多么眩目的光环。

八、民主与自由

为所当为,是为自由。自由总是个人的事情,一切不对别人构成妨害的自由,可称之为自由的底线,在政治上可以列为自然法权。一切对别人构成妨害的自由,都不构成自然法权,而要以政治的方式进行认定。而民主就是进行这种政治认定的方式之一。

自由主义者无限夸大自由的神圣性,其实这不过是在论证一切不合理自由的正当性罢了,自由主义者总是一边投靠在强权的怀抱里,一边又小心的堤防着强权对自己的伤害。权威主义者总站在道德的最高点来咒骂自由的危害,其实不过是在一味的掩饰自己强权的荒谬罢了,权威主义者总是一边高喊着仁义道德,一边干着龌龊的勾当。

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妥协机制,他依赖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现实,而从来不是一种秩序的最终目标。民主依赖于政治自由而存在,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民主。政治自由绝对不是特定阶级的自由,更不是特定党国成员的自由,政治自由只能是所有人的自由,包括阶级敌人的自由。

民主本身并不带有丝毫的阶级属性,但民主的结果却带有强烈的阶级属性。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差异主要不在于民主程序本身,而在于民主实行时刻的阶级力量对比。资本主义的基石是资本主义自由,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的要义在于民主不得损害资本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的要义就在于无情的侵犯资本主义自由,重建阶级力量平衡。故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就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侵犯资本主义自由的问题。

文革中,斗批改以及后来的四大自由都是合法的政治自由,是特定时期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证,而群众批斗大会正是特定时期合法的社会主义民主方式之一,无可厚非。至于殴打与监禁,则是党国垄断法制状况下,社会主义民主不得已的变通,当然这也是特殊时期法制不健全的表现。至于高官的下放蹲牛棚,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什么的,根本谈不上对自由的侵犯,就更不用说什么迫害了,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伟大体现,是对权力世袭的革命性挑战。与人们预期的相反,文革运动恰恰是自由与民主高度张扬的年代,是对党国专制的伟大革命,只是世人在别有用心者的误导下,倒错了历史时空,将党国的反动都一股脑的栽赃到文革头上,并以功臣落难的皇民思维去解读特权阶层的失落。

九、国家资本主义跳跃的历史条件

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固然是新时期落后国家民族自救的必然选择,但在内部却很难为多数受众所认同。虽然小农经济必然面临着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冲击而破产,但政府的保护性替代,却将自己变成了农民的靶子,你自认为是降低了剥削的程度,但农民却已经将你当成唯一的剥削者,以及一切不满的发泄对象。而农民的不满,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之不可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延缓,又决定了党国国家资本主义意志的脆弱性。

毛主席的办法是通过人民公社去引导农民选择社会主义,但这一历史的进城太过迟缓,没到中途,意识形态的党国就已经瓦解了。以毛主席的远见与政治智慧尚且如此,就不用说平庸的我辈了。

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也就只有等待历史条件的成熟了,这个历史条件有两种,一是生产力的提高,可使将小农经济直接改造成国有农场,国家能够承担巨大的农业人口,并完成农业的机械化。也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将广大农民无产阶级化,真正的农业人口已经占比例很少。有了这两种历史条件的任意一种,就有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技术手段,剩下的也就是重新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再造党国了。这个新党国的使命仅仅是完成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剥夺,完成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造,并构建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大厦,最后再自己摧毁党国权力基础,退出历史的舞台。

十、再造党国的历史过程

意识形态党国必然向纯粹权力党国滑落,但纯粹权力党国却绝无可能自然走向意识形态党国,党国的再造工程只能通过武装暴力或者民主革命来完成,宫廷政变是不可能引发意识形态革命的。而无任是武装暴动还是民主革命,首要的都是阶级组织能力的提高,无产阶级的组织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在无产阶级夺权的过程中,最彻底的革命措施并不是否定其他策略过程的理由,一切有助于无产阶级自我组织能力提高的方式,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放弃国家资本主义革命性的幻想,因为没有意识形态党国,就没能有国家资本主义,切不可以将党国当成国家资本主义的羊头,而自杀式保护。党国仅仅是工具,不是最终的目标,谁掌握党国的工具,才是我们优先关注的目标。

民主进程,哪怕是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进程,也是比资产阶级党国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进程。无产阶级必须坚决的支持一切民主进程,在民主进程中积累力量,准备最后的决战。

以民主来推动无产阶级对政治的参与,以及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再以民生与民权来持续推进民主政治对经济的干涉程度,只至提升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深度,进而以国家为工具,在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上的保障来推动无产阶级意志的自由表达,一旦无产阶级的意志能够得到自由的表达,无产阶级的人数优势,就足以支撑起新的党国,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党国,一个受阶级民主制衡的新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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