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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资本主义的秩序

2、  国家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客观需要

3、  党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载体

4、  党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5、  毛主席的权力源泉

6、  阶级先进性的谎言

7、  党与阶级的背离

8、  民主与自由

9、  国家资本主义跳跃的历史条件

10、         再造党国的历史过程

 

一、资本主义的秩序

人们通常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描述，来取代资本主义本身，这实在是一个可爱的笑话。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创造，他早已存在了数千年，资本主义的真正意义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统治地位，及其造成的巨大影响。

一切社会的核心都在于秩序，而不在什么自由民主的道德口号，资本主义也同样如此。之前一次次被扑杀，并不是因为封建主的顽固，而是因为资本主义还不足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新秩序。与人们预期的相反，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并不是那些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驱，而是那些腐朽反动的封建贵族士大夫们。在传统的剥削方式下，奴隶主或地主都要独自承担维护基本秩序的责任，但资本主义破天荒的实现了剥削人与秩序维护机器的分离，将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稳定的重任，全盘抛给了国家政权。在国家政权未能有效的寻找到这一压力的释放途径之前，传统统治者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扼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而是地理大发现引发的一个偶然过程。资本主义的奥秘就在于军国，在于战争。在战争中，以暴力的方式将外族强力压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底层，而通过殖民收益，来调和内部阶级矛盾，并将本民族底层捆绑进帝国的战车。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制造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超出民族国家军国争霸的旧历史，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从来就是一种虚幻，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从第三世界国家爆发，在打破资本主义军国之前，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难以成功的，最多不是是对资产阶级军国机器的一种牵制。

两次世界大战，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战争的结果，是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更是列强间的新的妥协，新的联盟，暴力独占式旧殖民体系瓦解了，共享式的新殖民体系诞生了。依靠金融与技术的双重垄断，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新的统治方式，当然这种统治依然需要军国的大棒，但军国已经退位为战略威慑武器。

资本主义的运作必然推动垄断的进程，从实业垄断只到金融垄断，最终将实业边缘化，进而将技术革命的步伐严密的控制在寡头们的日程表上，变成扼杀技术革命的利器。实业的边缘化，将大大压缩产业工人的规模，以服务业膨胀的方式，制造一个新的社会等级秩序。与人们普遍的看法相反，服务业超出工业产出，并不是什么可喜的进步，而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残酷的新等级秩序。制造穷人，并将穷人驱赶到服务业，就是寡头们追求的国内秩序，而破坏第三世界的工业能力，掠夺能源与廉价劳力就是寡头们追求的国际秩序。

二、家资本主义是落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客观需要

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核心国家与落后国家，却完全是两个天地。落后国家的工业落后，正是核心国家掠夺资源的根本所在，落后国家的贫困，正是核心国家掠夺廉价劳动力的根本所在。传统的启蒙知识分子以为只要照搬核心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追随核心国家的脚步，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笑话，这个笑话除了为知识分子们制造出神圣的饭碗外，别无任何意义。

与核心国家相同的是，政府必须为秩序的稳定买单，与核心国家不同的是，政府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调和阶级矛盾，与核心国家更不同的是，落后国家没有可以推动技术革命的载体。不能有效缓和阶级矛盾，政府就不得不依赖核心国家先进军火的供给甚至更直接的军事保护，没有技术革命的载体，统治集团就只能用底层劳工的血泪以及有限的资源，去换取融入核心国家伟大物质文明的契机。政治独立光环下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政权，比旧的殖民政权更加的高效而安全。二战后的历史，与其说是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政治隔离运动。

冲破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封锁的法门无非两条，一是军国基础上民族扩张战争，一是政府承担起利益调节以及技术革命的重担，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事实上，军国的战争能力同样必须依赖国家资本主义的努力，所以这两个法门说到最后，就只有国家资本主义一条道路。

二战以后，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成果自不必说，单说日本的恢复，也完全依赖与军国时期大型企业与国家的紧密联系，日本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的高度协调甚至计划，金融上的腐败式倾斜，其实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韩国的工业化更是与独裁政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当然，台湾是另外一种形态，是在国民党政权对大陆的全面掠夺背景下制造的瞬间资本过剩畸形形态，不具备普遍意义。当然韩国与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能够维持，还与民族文化传统相关，也就是他们的统治者对底层民主还抱有一种封建士大夫的责任意识，其作用就如同苏联式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总之，不管是依赖什么意识形态来维持，国家资本主义都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赶超的必然选择。

三、党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载体

韩国日本的封建士大夫意识是一个可遇不可求，并不可复制的历史契机，其必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消逝，日本已经进入核心国家的行列，而韩国则又被打回原形，这是历史给予他们的独特机遇，再也不会重现。

真正能够重现的，也只有党国。党国的特别不在于其他，正在于其特有的意识形态。上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也仅仅是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凝聚了党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意志。但是这种凝聚只能是一剂强行针，他必将被党国自身的逻辑所摧毁。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过渡形态，他与党国的意志共存亡，如果他不能在党国意志凝聚的历史瞬间完成升华，那么他就只能被打回原形。

国家资本主义从来不能成为立国之本，他只是一个强力的跳跃，是历史突破的冲动。他的命运有三条，一是被打回资本主义边缘国家的原形，一是完成技术革命，并蜕化为宪政共和国家，进入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行列，一是升华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继续革命。

四、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党国固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载体，而维持这一载体的却只有脆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是党国是由活生生的人构成的，党国体制下的权力不断强化党国官员们背离意识形态的决心，每个人都希望权力最大化，而责任最小化，于是从官僚化再到独裁化，就成了党国早期不可避免的毒瘤。独裁化的党国又不能胜任技术革命以及工业化的重任，于是政治集中与经济分权就成了维持权力并推卸责任的首选，而经济的分权又进一步弱化了技术革命的能力以及工业化的计划性，摧毁那最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念，最终完成意识形态党国到纯粹的权力党国的蜕变。

意识形态党国的崩溃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崩溃。纯粹的权力党国继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成果，依赖对党国权位的争夺来获取分赃主导权，国家资本主义也随之演化为官僚资本主义。党国权位争夺的惨烈，迫使当权官僚推进私有化，来固化自身的利益，于是私有化进程有序的展开，官僚资本主义也逐步演化为私人资本主义，在私人资本主义完成的时刻，就是党国历史即将终结的时刻，宪政共和将进入历史的视野。

五、毛主席的权力源泉

在一般的认识中，毛主席一手缔造了党国，自然是以党国为基础展开其权力的，但事实上，毛主席恰恰是以反抗党国的领袖而出现的。毛主席反抗党国的权力来自哪里？来自于在农民革命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来自于带领人民重上井冈山的能力，来自于以上两个个暴力威胁下的党国集团的妥协。

中国革命的伟大，就在于他不是苏联的翻版，他是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伟大工业化，但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伟大革命，他是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群众制服党国恶魔的伟大实践，他是有史以来被剥削劳工抗争的最高潮。中国革命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他是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治党救国的运动，也是将农民阶级引向社会主义的运动。农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性的前提。

文化革命首先是对党国的革命，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斗”、“批”来推动党国的“改”，是用无产阶级民主的手段，将党国拉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车。文化革命又是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扒掉知识分子的党国依赖这张皮，将他们推入普通劳动者的怀抱。文化革命更是对全体劳工的革命，促进他们克服皇民恐惧，勇敢的自我组织起来，向官老爷们说不。

毛主席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角色，一是对群众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一是与党国的谈判妥协者。毛主席不是神，而只是引导历史进程的探索者，革命的成败只能取经于劳工阶级意识的觉醒程度，在觉醒不够的时候，只能进行反复的妥协与斗争。

六、阶级先进性的谎言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但这一结论仅仅是在纯粹的封闭的资本主义模式下，个人充分自由的条件下的推论，并不是普遍的真理。

无产阶级个人并不会自然的产生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选择。无产阶级只会有自我组织的冲动，只会联合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对先进生产资料的接近，往往并不是其历史进步性的动力，而往往是对资产阶级幻想的来源。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纯粹的工联主义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的分裂，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抗拒。破产农民的威胁，更是会将这种自发的工联主义推向更反动的历史位置。

国家资本主义下的无产阶级比之传统无产阶级，在工联主义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发展的来源正是来自这个阶级先进性的谎言。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工联主义的幻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党国政权强化了他们的地位，而这种新的地位又进一步将他们保守化，甚至推向更反动的位置。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保守派组织对造反派恨下杀手，这不是简单的官僚利用所能解释的，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在这十多年的私有化进程中，城市无产阶级的这种传统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导致空前绝后的分赃大餐顺利无阻。

阶级的先进性从来不在于与先进科学技术的接近程度，阶级先进性永远只存在于革命彻底性中，只有那些被压迫最沉重，最没有幻想空间的阶级，才能保持先进性的可能。时至今日，破产的农民才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才抛弃了与党国的暧昧，他们是等待被解放的最后一波，他们拯救了自己，就拯救了全人类。无产阶级化的农民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真正先进的阶级。

七、党与阶级的背离

党以意识形态而立，没有意识形态的党，最多不过是一犯罪集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对无产阶级利益在政治上的高度抽象，有抽象就有扭曲，就更不要说党员们理解的千差万别以及夹杂着的有意无意的私货了。党的政治正确与否，在无产阶级融入政治之前，都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头脑风暴罢了。各式各样的党不过是水中的尘埃，在无产阶级的热火充分燃烧的时刻，才有可能升华为沸腾的种子，而在这之前，他们再活跃，也依然是无足轻重的尘埃。一切以党的觉悟程度以及力量强弱来判断革命可能的判断，都是荒诞不经的笑话。党乃至泛泛的左翼知识分子，都不过是在等待历史的拯救，而在拯救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们却往往充满恐惧的诅咒着革命的破坏，忧心着理想秩序的背离，他们或者隐居山林里发着空乏的牢骚，也或者拿起枪炮加入屠杀革命的行列。是否心甘情愿的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烈火的考验，是否心甘情愿接受无产阶级大众的挑选，是否可以放弃自己心头的虚妄，这是成为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关键，而之前政治的冲动，良心的召唤，使命的意识，都不过是一种极其原始的本能罢了。伟大还是愚昧，都不过是一时的虚幻，只有那无数鲜活的个体，才构成生命的意义。

    阶级选择并不代表政治正确，但阶级选择却总能最终修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党的选择也许代表着政治正确，但党的选择却一定会走向政治错误，领袖的伟大与党的民主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党永远只能是一时之宜，党的归属只能是小人的结合，君子之结党犹如君子之用权，不可不谨慎，君子之于党，当自结党之日起，既思亡党之途径。

    毛主席与刘邓的分歧就正在于此，毛主席以群众运动来救党，而刘邓却要以党来“改造”群众，毛主席争取工农群众的四大自由乃至罢工权利，刘邓要以51天白色恐怖来让群众绝对服从，毛主席要学习工农群众自发的创造力，刘邓要搞中央一统的鸟笼经济，等等等等，革命与反革命，早已不再取决于个人的道德情感，而直接取决与你在党与阶级之间的选择，你到底信任谁？

一个真正革命的党，并不在于其信奉什么意识形态，并不在于其有多少理论大师，也并不在于其有多么伟大的道德情怀，而在于其是否能够推动劳工大众的自我组织，在于其是否能够促进并维护劳工大众的政治经济自由，而这个革命政党的能力则完全取经于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致程度。意识形态的信仰，如果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大众在充分自由后自然选择的话，那么这种信仰就绝对称不上科学，无任其戴着多么眩目的光环。

八、民主与自由

为所当为，是为自由。自由总是个人的事情，一切不对别人构成妨害的自由，可称之为自由的底线，在政治上可以列为自然法权。一切对别人构成妨害的自由，都不构成自然法权，而要以政治的方式进行认定。而民主就是进行这种政治认定的方式之一。

自由主义者无限夸大自由的神圣性，其实这不过是在论证一切不合理自由的正当性罢了，自由主义者总是一边投靠在强权的怀抱里，一边又小心的堤防着强权对自己的伤害。权威主义者总站在道德的最高点来咒骂自由的危害，其实不过是在一味的掩饰自己强权的荒谬罢了，权威主义者总是一边高喊着仁义道德，一边干着龌龊的勾当。

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妥协机制，他依赖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现实，而从来不是一种秩序的最终目标。民主依赖于政治自由而存在，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民主。政治自由绝对不是特定阶级的自由，更不是特定党国成员的自由，政治自由只能是所有人的自由，包括阶级敌人的自由。

民主本身并不带有丝毫的阶级属性，但民主的结果却带有强烈的阶级属性。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差异主要不在于民主程序本身，而在于民主实行时刻的阶级力量对比。资本主义的基石是资本主义自由，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的要义在于民主不得损害资本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的要义就在于无情的侵犯资本主义自由，重建阶级力量平衡。故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就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要不要侵犯资本主义自由的问题。

文革中，斗批改以及后来的四大自由都是合法的政治自由，是特定时期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证，而群众批斗大会正是特定时期合法的社会主义民主方式之一，无可厚非。至于殴打与监禁，则是党国垄断法制状况下，社会主义民主不得已的变通，当然这也是特殊时期法制不健全的表现。至于高官的下放蹲牛棚，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什么的，根本谈不上对自由的侵犯，就更不用说什么迫害了，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伟大体现，是对权力世袭的革命性挑战。与人们预期的相反，文革运动恰恰是自由与民主高度张扬的年代，是对党国专制的伟大革命，只是世人在别有用心者的误导下，倒错了历史时空，将党国的反动都一股脑的栽赃到文革头上，并以功臣落难的皇民思维去解读特权阶层的失落。

九、国家资本主义跳跃的历史条件

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固然是新时期落后国家民族自救的必然选择，但在内部却很难为多数受众所认同。虽然小农经济必然面临着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冲击而破产，但政府的保护性替代，却将自己变成了农民的靶子，你自认为是降低了剥削的程度，但农民却已经将你当成唯一的剥削者，以及一切不满的发泄对象。而农民的不满，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之不可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延缓，又决定了党国国家资本主义意志的脆弱性。

毛主席的办法是通过人民公社去引导农民选择社会主义，但这一历史的进城太过迟缓，没到中途，意识形态的党国就已经瓦解了。以毛主席的远见与政治智慧尚且如此，就不用说平庸的我辈了。

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也就只有等待历史条件的成熟了，这个历史条件有两种，一是生产力的提高，可使将小农经济直接改造成国有农场，国家能够承担巨大的农业人口，并完成农业的机械化。也或者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将广大农民无产阶级化，真正的农业人口已经占比例很少。有了这两种历史条件的任意一种，就有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技术手段，剩下的也就是重新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再造党国了。这个新党国的使命仅仅是完成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剥夺，完成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造，并构建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大厦，最后再自己摧毁党国权力基础，退出历史的舞台。

十、再造党国的历史过程

意识形态党国必然向纯粹权力党国滑落，但纯粹权力党国却绝无可能自然走向意识形态党国，党国的再造工程只能通过武装暴力或者民主革命来完成，宫廷政变是不可能引发意识形态革命的。而无任是武装暴动还是民主革命，首要的都是阶级组织能力的提高，无产阶级的组织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在无产阶级夺权的过程中，最彻底的革命措施并不是否定其他策略过程的理由，一切有助于无产阶级自我组织能力提高的方式，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放弃国家资本主义革命性的幻想，因为没有意识形态党国，就没能有国家资本主义，切不可以将党国当成国家资本主义的羊头，而自杀式保护。党国仅仅是工具，不是最终的目标，谁掌握党国的工具，才是我们优先关注的目标。

民主进程，哪怕是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进程，也是比资产阶级党国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进程。无产阶级必须坚决的支持一切民主进程，在民主进程中积累力量，准备最后的决战。

以民主来推动无产阶级对政治的参与，以及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再以民生与民权来持续推进民主政治对经济的干涉程度，只至提升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深度，进而以国家为工具，在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上的保障来推动无产阶级意志的自由表达，一旦无产阶级的意志能够得到自由的表达，无产阶级的人数优势，就足以支撑起新的党国，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党国，一个受阶级民主制衡的新党国。

　　最高决策层智囊团兴奋的宣布，到03年为止，权贵私有化进程基本完成，下一步银行私有化的最后攻坚战，损害对象主体已经从工农转向地方政府。在此工农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时刻，民间的反抗远没达到他们预期的高度，九州劳工啼不住，改革已过万重山。

　　事实真的如此吗？飘在半空中的高贵智囊们也未免太乐观了，他们那机械化的脑袋是难以理解政策的滞后效应，以及决定工农反抗程度的关键性因素的。工农的有效反抗只会在巨大的绝望，或普遍而深刻的失落下爆发，最简单的现实就是突然的全面的金融洗劫，或者是普遍的失业。

一、制造业岗位的减少

　　随着世界工厂地位的成型，与人们预期的相反，制造业岗位不是增加，反而大大的减少了。这其实是一般的经济规律，工资待遇的普遍低下，使得国内市场的增量遇到瓶颈，而外向的世界市场也是相对稳定，在稳定的市场条件下，单位企业规模扩大引发的效率提高，先进技术的引进，乃至劳动强度的增强等因素必然导致制造业岗位的减少。

　　当然，随着买办与腐败的深入，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制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总体而言，这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的一环，第三产业的总体规模依然受制于制造业岗位的工资收入总和。

二、民族工业的危机

　　随着国企与乡镇企业的普遍破产，外资企业逐步取代了国企与乡镇企业的地位，但民族工业最直接最凶残的敌人，也许并不是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而是来自与内部的三大压力，一是能够动用黑白两道势力的血汗工厂的不正当竞争；一是来自金融势力与腐败官僚集团专门用来洗钱的部分国企的不正当竞争；一是来自地方政府沉重的摊派。另外一方面，目前的民族工业正面临着一种狂欢的诱惑，本该是工业投入的大量资金，被抽到房地产矿业金融等领域，整个民族工业面临着空心化的严峻威胁。

三、血汗工厂的世界意义

　　在所谓先进管理模式的旗号下，在职工权利基本丧失的情况下，在农民对货币的迫切需求下，在资本与政权的幕后交易下，血汗工厂逐步成长为威胁整个世界的庞然怪物，他威胁的不仅仅是国内的劳工，更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政权新一轮右倾化灾难最核心的基础，血汗工厂的壮大，直接削弱了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工会力量，直接削弱并分化瓦解了产业工人的意志，直接刺激了资产阶级极右野心的膨胀，并由此将美国战争集团扶上了权力的高峰，构成了对世界和平最严峻的威胁，由此又迫使授人以柄的党国高层不得不加速推动买办化进程。

四、失业人口的堆积

　　党国体制下，劳工没有罢工的权利，没有工会保护，没有集体契约的谈判权，他们被分解成一个个孤零零的个体，独立面对着强大的资本，于是资本家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对年龄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业年龄的大幅度降低，直接意味着失业人口的堆积，每年新增加的就业岗位还不够解决新增青年劳力的问题，而因年龄问题新退出的青壮年又成批而来。

　　当前，房地产业正如日中天，在城市土地升值的鼓励下，各地方政府也大搞政府工程，此举暂时解决了近半数的农民就业问题，但这只不过是将问题延期了而已，这近半数的农民随时可能加入这失业人口的大军，引发就业问题的喷发。

五、不愿回家的农民

　　伴随着农业的破产，农民在强烈的货币需求下，被迫抛妻弃子，离乡背井，到城市里打工，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农民再也不能忍受农村的文化生活，他们已经再也离不开他们说不清是羡慕还是憎恨的城市了，他们在肉体与精神上双双的完成了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转化。农业的就业蓄水池崩溃了。

六、三座大山及其吸水效应

　　与一般的预测相反，农民在城市里的收入，并没有多少能够反馈农村，为了继续留在城市里，为了娶妻生子，新一代农民子弟不得不残忍的洗劫父母那微不足道的积蓄，去喂食那永远吃不饱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和医疗，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人伦悲剧正在农村普遍的上演，父母的绝望，城市梦破灭后，那些有意无意的农村逆子们的绝望，又将如何显现呢？

　　早早摆脱农民困境的城里人又会如何？他们引以为豪的住房价值到底有多大意义？纵然能够兑现成现实的货币，又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教育与医疗这后两座大山多久呢？就更不用说房地产泡沫的崩溃以及通货膨胀的风险了。

七、产业格局的变迁与地区失衡

　　外资企业数量增加的同时，国有与乡镇企业却普遍的破产，中国的整个经济格局，已经从行政区划为基础的相对均衡的城市点的分布，转化为以产业链为纽带的少数城市群的分布。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城市工业群正持续扩大着对其他地区的资源吸附能力，全国范围内的资源配制正变的空前的不均衡，上海等个别城市也许可以模仿西方的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但全国范围内对阶级矛盾的调和能力将进一步弱化。

八、房地产与政府工程不能承受之重

　　房地产与政府工程是当前就业问题最重要的蓄水池，其意义就等同于以前的农业，容不得半点闪失。但是，与传统农业不同，房地产与政府工程不是创造财富的产业，而是消耗财富的产业，他的蓄水池功能是以整个经济大规模失血的代价来实现的，其只能将危机延后，并必将持续的加重危机的规模。

　　房地产与政府工程不仅仅是就业的蓄水池，更是地方政权的生存之本。是地方政权在税制改革后，合法获取金融资源的最优游戏方式。房地产与政府工程对金融的透支，是地方政府与党国中央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潜规则。

　　当前状况下，这一切的代价，只能通过那虚假的不断上涨的房价来支撑，全面开花的新房产项目，乘上高得吓人的房价，就是各大银行里面虚拟的货币，最终将通过党国中央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加以兑现，别无他路。当这些虚拟的货币无法再以合法的按揭合同方式存在的时候，就是通货膨胀空前爆发的时刻。

九、入世与金融之釜底抽薪

　　今年是入世的关键性一年，外资银行将获得在国内经营的全部权利。我们抛开国内民众的选择不谈，至少官僚资产阶级将不需要以前那么辛苦的洗钱，而直接投入外资银行的怀抱，外资企业自身也自然会相信自己历史悠久的银行，那么，国内金融机构的现金流将遇到严重的问题，此时必然会收紧银根，并不得不暴露出历史积累的呆坏账目，以国有金融为依靠的房地产业必然也会牵涉其中，鉴于国内的企业制度，各房地产开发商将不得不金蝉脱壳，公司破产，而老板们带着他们的财富又去投资另外一个行当了。

　　随着金融的釜底抽薪，房地产泡沫崩溃的同时将伴随着一场恶性的通货膨胀，房地产业的衰败引发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将伴随着普遍的巨大失落，此时一场惊天的风暴将不可避免。

十、改良与地方政府的博垒

　　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实权将再度回到党国中央手中，地方政府的生存问题将再度浮出水面，此时的改良政策，将成为地方政府获利的诱人馅饼，可以预见，党国中央在财政与金融权力的双重回收以后，对地方政府将形成反抚机制，而地方政府对改良收益的劫夺将再次成为官场潜规则。中央将进一步失去调和阶级矛盾的能力。

 

姑且不说有多少患党国依赖症的保皇党奴才在打左翼的旗号，就算真正的左翼又有多少理清了头绪，睁开眼睛向前走的呢？

老猫说，老左派是值得同情的一族。石鹰说，我对老左派不抱希望，但也乐见其成。小武说，老左派在城市工人中还有影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非常遗憾，老左派不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造反派，而是迫害老造反派的直接凶手。抛开这个血腥历史不谈，老左派依然是体制内受益者，他们子女的恶行我们姑且不论，他们自己也依然在凭借着吓死人的行政级别安享晚年，他们根本没有勇气与这一切绝裂，他们愤慨于新权贵的偷盗行为，他们忧心于党国的安危，当他们处于权力的边缘时，他们会激动的指望着城市工人制造些声势，换取他们在权力核心的话语空间，但当他们迫切的感到对党国威胁的时候，他们不仅会轻易的出卖工人，甚至会迫切的去上书党国核心，动用暴力铁血镇压。

纵观老左派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他们唯一的兴趣不过是追求党国的万寿无疆，他们以国有党有冒充公有，不顾在国有名义下，官僚们监守自盗分赃而肥的事实，他们自信的以为，只要党国存在一天，他们就有翻身的一天，他们只需要等待党国内部出现一个“伟大”的领袖，再次带领他们取得实权，换个主人公，重新演绎一次权贵私有化的美梦。

在老左派没等到“伟大”领袖之前，他们只能看守着那屋子上的几块瓦片，然后眼睁睁的看着新权贵们搬光屋里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存在的全部进步意义。

随着房地产泡沫的膨胀，本来已经垂死的国有企业赢来了回光返照的时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权者在私有化进程中的残暴变的不再那么迫切，与传统城市工人的暧昧就有了新的空间。部分城市工人们敏锐的抓住了这一点，他们看到了老左派的价值，老左派也从这部分城市工人的暧昧中，看到了自己的曙光，他们仿佛有了神奇的力量，他们俨然成了正义的化身。

可是，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建立在城市土地升值背景下当权者的暧昧，而房地产泡沫又怎么长久？国有企业的那点土地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又怎能长久？这片刻的回光返照不过是死亡的加速罢了。

我早就说过，城市工人如果不能主动去接纳新无产阶级（农民工）的队伍，如果不断绝在私有化过程中分汤的虚幻，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羞耻的失败，资产阶级不可能容许他们维持现在的状况，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主人公地位，他们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已经失去了道义的力量，他们已经处于资产阶级与新无产阶级（农民工）的双重包夹中，一旦国有企业的土地被瓜分完毕，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他们将被彻底的打入深渊，他们每一次梦幻，不过是为自己加上一道沉重的镣铐罢了，要不了多久，他们将与他们蔑视排斥的新无产阶级一样，一无所有，甚至还更加的悲惨，毕竟新无产阶级（农民工）的土地权利还有所保留。

小武所说的老左派的影响，正是这么一种影响，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很显然是一种彻底的负面影响。可以说，与老左派的斗争，就是呼唤城市工人灵魂的斗争，就是过去红色工会与黄色工会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分化瓦解阴谋的斗争。与老左派的斗争，更是获得新无产阶级（农民工）信任的必要前提，任何与老左派的暧昧不清，都是将新无产阶级推向资产阶级怀抱的政治自杀行径。

当然了，老左派对城市工人的影响正日益式微，中央政府正以微不足道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为私有化进程开路，可以预见，和谐口号下，权贵私有化买办化进程将以更雷霆的手法推进，城市工人将卖无可卖，迅速与新无产阶级混为一体。

新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能力提高，将是民主革命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胜负的关键。城市工人阶级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并将自己的组织优势，主动的扩展到新无产阶级群体中，是加速历史进程的关键所在。新无产阶级（农民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源泉，而传统城市工人，却是加速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力量，两者的结合，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关系到灾难持续的时间跨度。

左翼要从书斋中走想现实的阶级斗争，老左派将是第一个试剑的对象。

以前，只听说旷新年老师是个新左派知识分子，我对新左派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天生是有点偏见的，所以也没太在意，只到旷老师精神崩溃的一刻，我才知道他原来也与我一样，是个进城的农民，并且有着一样苦闷的挣扎，于是我第一次认真阅读了旷老师博客上几乎全部的文章，却越看越堵的慌，如同石头压着一样，还是用旷老师的文字来形容我的感知吧，那就是：卑贱的生存。

旷老师一生都在躲避，只到再也无法躲避。旷老师一会要在贫困中挣扎，乃至为了解放自己的肉体可以出卖自己的爱情，可以回避对父母的孝道，一会却要再那些飘逸的文字中，为自己的内心寻找到慰藉，在深刻的思考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旷老师从来不是一个战士，他害怕战斗，他只想平稳的生存，顺便躲藏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挣扎。在充满鄙薄的学术圈里厮混，也不过是为了简单的生存。旷老师不是圣人是俗人，他只是不想出卖的那么彻底，他鄙视金钱与权力，而内心却一直在幻想，以为自己的高尚与才气可以赢得该有的一切，每一次机会的失去，总会伴随着一阵深深的压抑。

清华与北大，根本不是什么安心的学术之所，中文系也根本不是纯粹的学术殿堂，而是政治在文化上的延伸，是官学的营盘，你要在这里立足，光出卖爱情与孝道是远远不够的，你要保持“政治正确”，你要学会官场规则，你要学会经营朋党，这是铁打的枷锁，你无法回避，你要么放弃而退出，也要么投降而同流，没有其他选择。而你却无法超脱生活的琐碎，你要努力解放自己的肉体，甚至还要保留内心的纯真，你想要的实在太多，你又怎能不崩溃？

现在，你精神崩溃了，我也很为你惋惜，但同时却也为你高兴，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更何况你这样的才子，到哪里不能谋生？砸烂那些瓶瓶罐罐，扫除心头的阴影，去迎接新生活吧。就如同你老父去世之后，你为你老母所做的那样，重新拣起孝道，这才是真正的生活。韩国小公主再有钱，那也不是你的救星，而是另外一个火坑，放弃吧，那些虚妄的爱情，回老家找一个贤淑的农村女子，好好的过日子吧。让卑贱的生存见鬼去吧，全身心的去迎接那贫困而高贵的生活。

不安贫，焉乐道？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张老师，虽然思想差异很大，但很喜欢你的文字。以前一直在这里潜水学习，现在也忍不住说两句，当与不当，还请多包涵。

     张主任李院长不过是人大的两个山头，除开利益，就是面子之争。我观张主任对学校特定领导的尊重，以及文字的淡定，看得出张老师对官场的熟练，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双方都是在官场混的，没必要将这事情搞到人品问题的深度，人品之争是杀敌800，自伤1000。

     记得张老师好像说过，如果萧老师是学者，那么张老师就是个文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张老师谦虚，但这认识很难得。我对学者向来是很敬佩的，哪怕他很愚笨。对文人是不太感冒的，哪怕他很聪明风趣。前面说了，张主任与李院长是两个山头，李院长独霸一方，难免有些霸道，又是知识分子出身，难免会有点修饰，而做一些小人的勾当，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张主任与学校的特定领导应该关系不错，如果没有什么利益关联的话，那么应该是互相赏识的好朋友，甚至可能是知己。张主任其实很有条件能独挡一面，上面有人，本人有才，气质从容淡定，更难得的是，张主任还很有义气，愿意帮朋友出头。如果我是院长，我也要对你分外小心了。可惜就是知识分子气息比较浓，忍做得不够，不过这正是我欣赏的地方，其实，混到这地步，实在没必要为锦上添花而让自己不开心，这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了，无对无不对。

    但是，我下面要说一些恶心话了，请先来点思想准备。

张老师是自认很有才，我也认为张老师很有才，张老师自认为著作等身，我也认为张老师著作等身，张老师认为自己当然可以继续做这个主任，我也几乎这么认为。如果说人大政治学院应该由学院的老师们民主管理的话，我认为张老师以上认识一点没错。但是，说白了，老师也只是个职业，混到后来，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不是有价值，反正就定位在这了，写了很多书，但是给谁看的呢？不是老百姓，而是给圈里人看的，也或者是给那些眼巴巴想进入这圈子的青年学生们看的。至于这整个圈子，与国与民能有多大帮助，只有天晓得，反正是一帮人以一些名义霸占了一片地方，然后自娱自乐起来，统称为学界。所以，这个主任的当然不当然，仅仅是以学界小圈子来衡量的。张老师著作等身，可我敢说，你的这些著作最终将成为，也只能成为你个人最终的陪葬，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你以及你热爱的政治学院、甚至你热爱的人民大学都将成为历史的笑料。

呵呵，这话太伤感情，但如果你还记得说过自己只是个文人的话，那么为什么不安心做一个自娱自乐的文人呢？何必那么多哀怨呢？

不过，我相信你的政治素质，你最终不会成为自由的文人，你还会在这所谓的学界呼风唤雨，只是换了个地盘。我这个跛脚道士疯疯癫癫的话语，是超度不来一个自由身的。之所以说这么多，也只是欣赏你那从容淡定的文字。

文革的历史早已在当权者的掩盖下，模糊不清了，毛主席的所谓罪行们，也不过是矮子的秀才们精心编造或剪接的话语。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贯穿文革始终，并自上而下传达的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才是文革的关键，真正政策层面的大方向。任何回避三面红旗的文革研究，都将不可避免的落入当权者的圈套，毕竟所有的语言证据都必须从当权者的牙缝里漏出，于是，你再真实的研究，也将变成没有合法论证的一家之言，不能构成对谎言的任何冲击。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实是三面红旗中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当权者最害怕的部分，他们只能以偷梁换柱的方式欺骗人民，他们将这个根本的原则，单单解说成一个“快”字，并以此将官僚集团所犯的罪行，全部栽赃到总路线头上。然而，历史的文献白纸黑字，不容狡辩。

早在1955年八月，毛主席明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 “从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如何实现工业化，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呢？毛主席又进一步提出了“两个联盟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毛主席指出，“同农民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都很必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为了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而与农民的联盟则是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到国家来采购原料，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这两个联盟，与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主要的，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则是暂时的。这种联盟是落后国家所必须的。”针对党内同志的担心，毛主席进一步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主席还对这种改造进程做了如下难度评估：“以3到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反对急躁冒进。”对于这种社会主义改造的局限性，毛主席作出了进一步判断，这就是两个联盟与两个矛盾理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基础。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

二、大跃进：

在现在的官方舆论中，大跃进早变成臭不可闻的东西，因为他们将大跃进紧紧的绑上了三年灾害期间的悲剧，然而，头脑稍微正常的一定会问：如果大跃进仅仅是指那三年，为什么又会成为贯穿文革始终的三面红旗之一呢？

事实上，大跃进的含义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在初步完成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充分解放群众，全民动员，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技术革命。整个工业化、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研、农业水利建设、种子改良、化肥农机的推广，全部是大跃进的内容。从这一角度上说，大家就不难理解大跃进贯穿文革始终的原因了。但是毛主席的这一政策在党内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以刘邓系统为代表的官僚体系，倾向于简单化的自上而下运动，以陈云为代表的财经系统，也不愿承担责任，试图照搬苏联模式搞鸟笼经济。

早在1952年1月，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就发动了著名的三反运动，也就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这3条全部是针对党的队伍的，也是为了社会主义技术革命大跃进做的政治准备。在三反运动结束后的1953年1月，毛主席再一次部署了新的三反运动，也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2个月后，又开展了反“无多”运动，也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同时明确指出“反对在国营农场之外的农村制定所谓农业“计划”，提倡用价格政策等去指导农业生产。反对干涉农民。”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大跃进所做的组织准备。

针对陈云等人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实施自上而下的鸟笼经济问题，毛主席明确指出“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毛主席称赞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群众的许多发明，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毛主席积极鼓励农村合作社搞社办企业，发展农机化肥以及一般轻工业，充分挖掘地方积极性，成分解放工农群众，钻研生产技术，组织交流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人农民第一次自信的站在了生产科研的前沿，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与生产能手。这些土生土长的社办企业，也正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前生，这是毛主席时期，伟大的实践，对斯大林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

三、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问题比较复杂，正如毛主席在总路线的分析上说的，这是天然带缺陷的东西，但也是伟大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成功。今天的现实大家都能够看到，农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面前的困境，是多么的无奈。人民公社的复杂性，还在于他是农民自身的组织，有非常大的地域差异，在毛主席病重的76年，毛主席还做了三分天下的评估，也就是1/3是好的，1/3很糟糕，1/3不好不坏。

这里有一个插曲不得不说，在52年到53年之间，中共党内出现了严重的纷争，这就是以刘少奇及其亲信薄一波为代表的一派，放弃了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实行新的税收政策，客观维护了资产阶级利益，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进程。毛主席针对这样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终迫使刘少奇薄一波承认了错误，回到了社会主义经济总路线上来，但是，这个插曲并没有就此结束，刘少奇集团在犯此原则性错误后，表面上认了错，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迷信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瞎指挥，做各种表面文章，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严重干涉工农业生产，并最终以刮共产风的极端形式，制造了3年灾害期间的严重悲剧。针对刘少奇集团自上而下的盲目行为，引发了大量矛盾，在现实面前，刘少奇集团不是反思自己的错误，而进一步采取倒退的行为，掀起了解散合作社的风暴。

毛主席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要顶住党内压力，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进行到底。毛主席提出了两个相信的论断，要相信 “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要相信“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并阐明了合作社与工业化的内在联系，“合作社更好的为重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合作社将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比小农经济高的多的购买力”。“只有农业合作社，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只有农业合作社，工农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新联盟，否则就只能是动荡不定的联盟。”

另外一方面，毛主席又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与官僚主义做斗争，甚至，毛主席还以个人的名义给全国的生产小队长们发了一封公开信，号召他们根据实际，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实事求是的努力搞好生产。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农业十七条，给农民们以法理上的支持。

毛主席对人民公社的重视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如他在社会主义经济总路线中所描述一样，中国的经济政策实行的是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案，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过程。而从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真正过度的关键，却是政权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但是农民问题的存在，却是人民民主技术成熟性的巨大障碍，原始的农民很难确保牺牲自己利益来进行工业化，只有通过现代教育以及生产关系的改变，才能逐步将农民引入社会主义的轨道，而这个方法，在当时只能是合作化，也就是后来的人民公社。很多人抱怨说，毛主席虽然提倡四大自由，鼓励群众的组织与运动，却没有将人民民主制度化，是的，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忽视了当时的历史条件。

所幸的是，今天，一个新的意外出现了，那就是邓小平的倒行逆施，客观上造成了农民的全面破产，传统农业在农民中的地位，已经下降，换句话说，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进程，以血腥的方式被动的完成了，再换一句话将，真正的人民民主体制，在技术条件上，已经彻底的成熟了。这也许是我们这些废人唯一可以告慰主席的地方。

 

每谈到百日维新的问题，很多人都会感慨，如果没有那个老妖婆会怎样？中国的历史会不会彻底改变？是的，历史给了康梁们扬名的机会，失败成了最好的遮羞布，但是，仔细的考察一下历史，他们所做的革新，哪一样没有为接着的洋务派所实践？可是最终的结果还不是一败涂地？满清晚期，实行的正是没有康梁的维新变法，就如同今朝矮子大人血洗京城后的沿袭自由派的经济政策一样。

康梁们的维新，是皇权下的维新，换句话说，就是利用皇权搞国家资本主义，丝毫不触犯满洲的统治基础。但是，作为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满洲皇室，只要他们防汉之心不死，就不可能凝聚民心，可能会富国，却绝对不足以强兵。其次，满洲统治集团绝非满洲酋长一人，满洲八旗制度的传统，决定了皇权的脆弱，国家资本主义的变法必然侵夺满洲贵族们的利益，老妖婆只是贵族的代表，她本人是没有必要站出来反对光绪酋长的变法的，但政治的敏感使她明白，自己再不出手，将会使自己与光绪酋长一起赔葬。愚蠢的秀才们只能看到皇权的辉煌，却绝不能理解皇冠下面的种种妥协与交易。当然了，这并不是智商的原因，而是他们的选择，他们认为只有那样，代价才最小，所以他们宁愿相信，如此而已。这样愚蠢的选择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今天，乃至永远，这样的丑行一定会不断的上演。老左派、新左派、国家权威主义者，等等等等，他们一定会挑选自己的光绪酋长，哪怕挨一万个巴掌也不会反悔。也许他们看到的是人大的橡皮图章，可是，当你的主子要磨刀的时候，人大还会依然是哪个橡皮图章吗？不，不是的，他必将走上前台，充分展现官商会的本色。

另一方面，那些吃“现代化”饭的教授们，一定会套用那30年不变的顺口溜，张口就是没有实施宪政啊，没有真正三权分立啊什么的，来帮腔说康梁的不足。可是，你们这些泊来的现代货从来不是什么真家伙，你们是一群比康梁们愚蠢一百倍的家伙，你们只会用自己的顺口溜为统治集团当遮羞布。如果说康梁们是在良知折磨中痛苦挣扎的话，你们简直就是一帮冷血的畜生。

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搞工业化搞教育从来就不需要什么启蒙，这不是康梁们的专利，保守的旧官僚一样会抗起这把斧头。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买单！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产业的集中，导致中小生产者包括小农的破产，那么这些破坏性极强的失业半失业者该怎么办？传统的方法是对外战争，对外掠夺，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而要赢得对外战争，首先就要调整上层建筑与低层平民的关系，让利于平民，让低层平民心甘情愿的为统治集团火中取栗。可是，满洲的非法统治，注定了其防汉的根本战略，在防汉大战略下，任何强兵的措施，都将被显著的削弱。甚至我们可以讲，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一个腐败得不能再腐败的汉族统治者，都远强过英明神武的老妖婆。

当然了，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二战以后，工人运动的伟大成就，成就了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福利化革命，他们依靠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填补了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漏洞，他们发动战争的迫切性大大的降低了，除非爆发很严重的全球能源危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西方国家总是担心中国？以前，中国在轰轰烈烈的搞工业化，列强们很害怕，因为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可能彻底摧毁他们的全球经济殖民体系，引发国内革命。于是，他们想法设法勾结中国的官僚集团，诱使他们放弃自主工业化，成为核心国家的低级加工厂。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中国买办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列强们又开始担心中国的政治变天，引发对外军事扩张的根本战略改变。毫无疑问，中国早成了潜在的最危险国家，这不是我们由我们的感情所决定的，这是社会现实最迫切的压力决定的。列强能虽然在努力维护着中共的统治，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第三世界政党可以比得上中共对列强的贡献，他是如此的驯服而残暴，以至于列强们真的难以舍得放弃，但是他又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列强们不得不考虑放弃中共，将中国分而治之的一劳永逸方案。列强们是如此的犹豫，徘徊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

解铃还需系铃人，资本主义的问题由那些失业半失业的小老百姓引发，还需要这些“愚笨”的小老百姓来解决。让这些善心的改良者，以及聪明的现代学者们一起见鬼去吧。维新变法时期，维新党人抱着极端的仇恨，诅咒并屠杀着革命的义和拳拳众，他们从这时刻的选择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精明的老妖婆欺骗着群众，所以她能苟延残喘。但是，对手迟早还是对手，妖婆的奸诈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人民，哪怕再愚笨，也永远是最强大最伟大的力量。

资本主义没有什么神秘，社会主义一样没有什么奇特，在今日的中国，要么实行对外军事扩张的资本主义，要么是穷鬼们联合起来搞社会主义，因为只有这两条道路，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任何中间的道路，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丑剧。

　　信心满满的朋友们，该你们选择的时候了！

 

回到百余年前，一样的帝国主义，一样的专制政权，一样的官府帮着帝国主义镇压着农民工。但是，与我们这些沉迷于电视网游的废物不同，那时候，还有一群无畏的青年，用自己不屈的心，强力的拳头，打出一片反清灭洋的天空，他们的名字叫义和拳！那是怎么一个世界？不用表演跳楼秀，不用跪着膝盖到处上访，一帮汉子喝着老酒，扬起拳头就是一顿暴打，上打外资老板，下打官府走卒，是何等的痛快，何等的男儿血气！

然而，这一切很快改变了，那些忧国忧民的新老左派知识分子们来了，他们说，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洋人，我们不可能同时完成反帝反官僚的双重任务，我们只能依靠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紧紧团结在光绪皇帝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发展民族产业，富国强兵。他们还说，你们太愚昧，没知识没文化，你们自己是不可能组织起来，给你们政治权利，也只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你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安心的生产，甭管工钱有多低，只要钱还在中国，没被老外拿走，我们的光绪核心迟早会给你们做主的。哦，仁慈的先知啊，你是如此的有知识，有文化，如此的光彩照人，是你给了我们这些待宰的羔羊以方向，我们就跟着你吧，跟着你去保皇，从此我们就扶清灭洋。自此，义和拳死了，只剩下官府的好市民，民族主义的好打手，他的名字叫义和团。

终于有一天，洋人狠狠的打了光绪核心一个巴掌，义和团们愤怒了，他们走上了街头，围住了洋人的大使馆，放火烧毁了麦当劳，并狠揍了那群假洋鬼子们一顿，他们要给伟大的光绪核心赢得脸面，他们要为光绪核心证明自己的力量。是的，洋人们害怕了，原来中国还有牛人，他们的态度温和了，他们不再强求光绪核心当众脱下自己的内裤，但是，作为交换，光绪核心必须要狠狠的打击这一帮野蛮的义和团团民，于是，一场闹剧上演了，核心及核心的军队乘着黑夜，从后方悄悄的摸了上来，将自己这些廉价的支持者们杀了个尽光，只留下几个绑缚法场，供洋大人们欣赏。

　　义和拳，这个伟大的名字已经越来越被人淡忘，而义和团的名字则成了小姿帮闲们调侃的对象，他的脸上被贴满了野蛮落后无知愚昧的标签。而那些伟大的先知，则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伟大：我早就说你们没知识没文化，你丫还不信？

　　当强权在手的时候，再恶毒的话也会变得很好听，而且还会被争相传颂，“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这么一句好听话。

当爷爷们跟着毛主席打江山的时候，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么一句漂亮话，那时候，大家都说：“革命了，造反了 ，这世界是我们的了”。当父亲们跟着毛主席建设江山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漂亮话，那时候，大家都说：“高举三面红旗，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今天，伟大的改革者们发善心了，对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哦，是真的吗？

       俺是愚笨的，总怕达不到这些善人们的要求，所以俺就很害怕，害怕被抛弃。是的，人家这么一句英明伟大永远正确的话中，已经清楚的表明，你没知识，就只能接受“人民政府”给你安排的命运。于是，我就对着父亲发狠：“花多少钱你也得给我念书，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父亲”。父亲含着眼泪答应了，答应的很爽快，可是那个反动透顶的本家光棍叔叔却说我父亲好傻，娃子读了书，进了城，还会认你这个爸爸吗？我气坏了，于是上他家门，指着他鼻子骂道：“你这个老傻瓜，你不知道知识改变命运吗”？老人们总是害怕少壮，于是本家的叔叔摇摇头，沉默了，只是偶尔的喃喃自语：“幸亏我是个光棍”。于是我们一帮年轻人就大笑：老傻子！

       终于，俺上了大学，在家乡父老们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妒忌的眼神中，离开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俺还学会了上网、泡妞、玩网络游戏，俺还有了手机，看上了有线电视，每年过节回家，俺两手空空，带着一肚子的傲慢，坦然接受着父母的殷勤，一边暗暗的想：爸爸妈妈，我也很爱你们，可你们咋这么没文化，没知识，居然连上网都不会。看着邻居兄弟姐妹们带回家那些大包小包的便宜货，俺就暗暗的发笑，一群土老冒，连这些垃圾也好意思往家里带？

       是的，知识改变了命运！我变成了一个城里人，虽然我一点也不比小时候快乐开心，虽然我经常被压抑的喘不过气来，但是，我却可以在每年过节的时候，去嘲笑那些土里土气的乡亲，也可以在城市里，不时的发一通牢骚，咒骂那些外地人的无知粗俗。

       是的，知识改变了命运！也默认了农民们凄惨的命运。“知识改变命运”，这么一句伟大正确的话语，已成了我们对农民一切苦难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最美妙之理由。

       是的，知识改变了命运！我背叛了生我养我的土地，变成了有钱人的走狗与帮凶，变成了引诱弟弟妹妹们前仆后继当叛徒的模范。

       是的，知识改变了命运！我成了游荡的孤魂，再也没有了兄弟姐妹，再也没有了血性，我承认，我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废物，一个每年有一次傲慢的废物。我生命的全部意义，也就只剩下那没年一次的傲慢。

       哦，伟大的知识！你这该死的烂货，你终于毁了我！

       我已经听到了当权者的嘲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天平天国的兴起，固然来自草根的拜上帝教，然而真正的大发展，却是来自挺进两湖的民族主义政策。

广西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并没有取得局部的优势，非但没有在广西立足，反而被迫突围，形同流寇。在此危急关头，太平军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打出“扫除妖孽，廓清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号，自此，百姓群起响应，等到攻克武汉三镇的时候，太平军也从起义时的数万扩充到50万，满清正规军全线崩溃，不得不纵容地方地主武装，分散阻击太平军的锋芒。

但是，在此紧要关头，太平军将领的短视行为彻底暴露了，他们不是直接挥师北上，一路发展自己，并直捣北京，光复华夏，而是选择了经营江东的割据政策，自此，民族主义的大旗不再响亮，反而割据过程中的种种陋习，让广大百姓对其失去了兴趣，自定都南京之后，太平军就再也没有得到多少有力的补充，反倒是不断减员，攻守之势彻底倒转了。

反观满清一方，在全国大中城市布点，成立了四十多个民团，利用汉族大地主，大批招募农民军，以华制华，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大汉奸曾国藩。有一个事情很说明问题，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刻，在太平天国后期杰出领袖陈玉成的安徽领地，李鸿章居然能组建起一支庞大的淮军，由此可见太平军的失德。

其实也不能说是太平军的失德，他们的德行比起清妖汉奸们，已经高尚一百倍了。但是，农民们总是最实在的，民族主义的旗号，就如同战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只有持续的胜利来能维持不衰的热情。显然，要经营江东，绝对不仅仅是民族主义那么简单，不进行土地革命，显然是无法唤起农民的激情的，与其跟着你太平军吃苦，还不如到曾国藩李鸿章那里去打工。

太平军虽然颁布了一套天朝田亩制度，仿制隋唐的均田制，可是这世界已经变化太快了，作为一个本土的革命者，却希望建立隋唐军事暴力下的国家农奴制，显然距离农民的要求太远，没有人会相信你拜上帝教等级制度下的圣王之德，不要说你这来历不明的外来宗教，就算是毛主席时期的共产主义理想，苏联强大的典范，也不能让农民有丝毫的信任。红色革命期间的土地革命也是无条件的均分土地，而不是边区政府作为大地主，实行国家农奴制的，直到建立全国性政权，并掌握经济命脉之后，才羞羞达达的集中土地，以集体化的方式与农民共同分享土地所有权的，并以工农绞刀差的隐蔽方式收取地租。

借助脆弱的民族主义，重建自私自利的等级秩序，只能是众叛亲离，可耻的失败。今天，依然存在着大批这样的民族主义幻想者，以为他们那一套民族主义的旗号，就可以换取广大劳工为他们火中取栗，真是痴心妄想，甚至，可怜的太子党文人军官如刘亚洲者，居然妄图勾结美日，兵加印俄，不要说他的美日主人答应不答应，就算他们眼里的愚民们也不答应。一切改良者都要牢记：谁低估了人民的智慧，谁就必然要翻船。